光大集团副总经理刘珺：祛魅“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
本文由IMI学术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珺撰写。作者认为，在“三期叠加”和“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下，“中等收入陷阱”倏忽间成为中国经济前进道路上的一道鸿沟，必然论者有之，不存在论者有之，言可跨越者有之，言必坠入者有之，一个经济学概念不仅被高度抽象化，甚至在学理上和实践中趋于神秘，颇似“哥德巴赫猜想”的另类回归。
“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陷阱”，所以，无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无须投入过多资源学术挖潜，更无须纠缠于政治化的危言耸听与指摘攻讦。只要守住根本，即经济发展并且发展的成果较为公平地由国民分享，则关乎收入分配的重大危机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同时要保证收入水平的适时调整，与通胀、汇率、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协同联动，而这一切又指向就业，有质量的就业，有广泛参与率的就业，只要就业质与量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匹配，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复存在。即便存在，至多就是横亘于前的“卢比肯河（Rubicon River）”，不存在跨越不过去的问题，只是如何跨越的问题。
以下是文章全文：
在“三期叠加”和“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下，“中等收入陷阱”倏忽间成为中国经济前进道路上的一道鸿沟，必然论者有之，不存在论者有之，言可跨越者有之，言必坠入者有之，一个经济学概念不仅被高度抽象化，甚至在学理上和实践中趋于神秘，颇似“哥德巴赫猜想”的另类回归。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具体而言是指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会因失去动力而长期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学界主要有两种争论：一派承认“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客观性，主要论据是“拉美陷阱”和几个亚洲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区间后的发展困局，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攀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套牢，长期踯躅于增长乏力的超稳定状态，既然是宿命，该派学者退而求其次致力于解释其发生的机理，提出了诸如收入分配不公、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度城市化、人口红利衰减甚至消失等影响因素。
而另一派则持否定态度，认为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概念普遍化的数据和论据是不充分的，例如，长期不能从中等收入阶段升级到高收入阶段中的“长期”究竟有多长？有些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只是短期的停滞， 另外一些国家可能是更长期的停滞，那么多长时间的停滞才算是陷阱呢？阿玛蒂亚·森更是旗帜鲜明，“我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人们应该找到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并不能用这样一个概念解释所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增长陷阱，抑或转型陷阱，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增速放缓，但这不意味着其人均收入水平不能提高，不意味着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上正论驳论纷至沓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源于且针对东亚经济分析的具象概念不断发散，争论者所指的甚至并非同一概念，所论的也并非同一“陷阱”。
让数据和实践自证。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晋升高收入经济体。其中，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如阿根廷、巴西。下图分别展示了阿根廷和巴西在1961—2014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单位为美元）与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定义，人均GNI在1005—12276 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从图1、图2可以看出，1961—2010年的50年时间，阿根廷与巴西的人均GNI均没有超过12276美元，即没有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两国经济增速都大幅下滑，甚至是负增长。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以两国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二，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而使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消耗殆尽；其三，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社会动荡进一步殃及经济。以上是反例。
少数国家确实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典型代表如美洲的波多黎各，亚洲的韩国、新加坡等。图3至图5分别展示了三国在1961—2014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单位为美元）与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图3和图4表明波多黎各与韩国大约在21世纪初步入高收入国家，图5表明新加坡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高收入国家，1991年的人均国民GNI已近13000美元。以上是样板。
这些少数国家为什么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一般而言，失败的案例往往会引发不断的反思，一定程度上被放大并升华到一般性公理的高度。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总结失败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结果，强调失败的意义、强调失败后的“知耻而后勇”是思想共识和行为共识，因此悲剧在文学艺术上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要强于喜剧。经过痛定思痛，失败的原因分析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蔚为大观，其后改错修正的“药方”也卷帙浩繁。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中性偏贬义的概念，其试错者和失败者无一例外是被置于放大镜之下的。诚然不知道原因的失败可怕，但是不知道原因的成功更可怕。若成功源自纯粹的运气，甚至完全的外因，而成功者却归因于内因和自身的能力，那么不仅类似的成功无法复制，而且由此滋生的自满会埋下将来失败的种子，源自成功的失败一旦发生，往往是致命的，往往是一击之下难以恢复元气的。所以，对于成败，都要认真分析其原因，尤其是成功。如斯，不妨从成功跨越者的角度祛魅“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者具有什么共性特点呢？第一，样本数量小，无论是国家的数量还是合并的经济总量均占比不高，充其量仅有不到15%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登堂入室”，因此样本对总量的代表性和统计数据的显著性不足；第二，经济体量小，国土面积及人口均不属大国行列，经济的广度、深度和经济治理的难度与大国相比均不在一个层面，宏观政策和调控措施的传导链条短、效率高、见效快；第三，经济稳态与周期关联度较高，即便50年的时间跨度，成功跨越者样本的组成也不稳定，个体的表现与经济周期呈现较强的同步性，一旦有利于相关经济体的周期逆转，则“坠落天使（fallen angel）”的现象成为大概率事件，如1908年阿根廷曾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比肩德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的巴黎”，而近期跌入债务违约的泥淖波多黎各亦正上演“泯然众人矣”的桥段；第四，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全球化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低估，出口导向型、国际枢纽型、贸易中转型等为主要形态，且分析期正好是全球化勃兴之时，成功跨越者顺应潮流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第五，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关联度较高，甚至相当比例的成功跨越者与美国存在不同形式的联盟关系，其成功源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使然，是美国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定位，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坐标由美国标出，只要满足美国给定的条件，美国经济的“大河”会分流注入使相关经济体的“小河”也充盈起来，是美国提着成果跨越者跨过陷阱的，或者说，根本不需要跨，要是没有美国，成功跨越者也达不到中等收入的临界，若之后有所谓的“陷阱”，也不可能自力更生跨过去；第六，分布方差较大，成功跨越者的个性解释力强，共性解释力弱，其中的规律更难推演归纳。
“中等收入陷阱”是千禧年之后的新生事物，是个新提法，即便可以称之为概念，也是未经严格学术论证和实证检验的初始化概念。对基础数据的分析，特别是抽钉拔楔地研判成功跨越者，使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辨析渐次明晰，渗滤掉学术炒作的“热”的部分，让核心议题的研究更加冷静。首先，“中等收入陷阱”或类似的现象确实存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阶段性特点的现象，但普遍性和规律性不显著，尚无法形成趋势性的共识；其次，失败者的原因林林总总，成功跨越者的原因也不一而足，且经验无法进行均值归纳，更无法一般化并加以复制；再次，“中等收入陷阱”的语境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概念，国家与国家之间差异大，而成功跨越者样本中又不乏跨越陷阱前后难以绝对归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复次，成功跨越者的经验在经济因素上与周期和全球化高度关联，在非经济因素上又与美国高度关联，一定程度上非经济因素已上升为主因；最后，“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成分少，性质判断多，且或多或少有“一语成谶”的味道。所以，“反其道而行之”的研究更能鞭辟入里。
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本就是舶来品，“收入”是国际口径，“中等”是国际均值，“陷阱”也是西方主导被概念化出来的。真实的“中等收入陷阱”根本无法整齐划一，无法“一把尺子量到底”。“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强健性确实不足，但中国是否仍然可以循着成功跨越者的轨迹按图索骥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经济秩序擘划者的地位，与成功跨越者的经济无论从体量、质量和结构上均没有可比性，如巨轮无法参照小艇的航行操作一样，简单照搬显然行不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无法单方面设定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中的位置，抛开非经济因素，仅中国经济体量之大要使其被动位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的坐标一定是恒星系，而非行星或卫星。归根结底，中国解决国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综合国力，是在变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以经济转型升级惠及民生，如斯，国民收入的增长既体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蕴含幸福指数的提升。
“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陷阱”，所以，无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无须投入过多资源学术挖潜，更无须纠缠于政治化的危言耸听与指摘攻讦。只要守住根本，即经济发展并且发展的成果较为公平地由国民分享，则关乎收入分配的重大危机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同时要保证收入水平的适时调整，与通胀、汇率、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协同联动，而这一切又指向就业，有质量的就业，有广泛参与率的就业，只要就业质与量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匹配，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复存在。即便存在，至多就是横亘于前的“卢比肯河（Rubicon River）”，不存在跨越不过去的问题，只是如何跨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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